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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自由摄影人的经历之(一) [复制链接]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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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0-17 23:57:0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洪雅人 于 2009-10-18 00:09 编辑

伍 崇 高 ,四 川 洪 雅  人 ,1957年 高 中 毕 业 ,参 加  教 育 工 作 ,鸣 放 时 化 为 右 派 .本 人 爱 讲 真 话 ,对 人 热 情 ,办 事 认 真 .历 经 磨 难 ,于 1981年恢 复 工 作 .我 是 极 左 线 的 爱 害人 ,又 是 改 革 开 放 的 受 益 者 .在 改 革 开 放 30年 之 际 ,应 朋 友 的 要 求 ,特 将 经 历 写 出 来 ,以 飧 读 者 .

                                                                                                          —— 伍 崇 高   2008.9.1.
我当了右派份子

我于1957年毕业于四川省洪雅中学,高考,落榜。9月4日被县文教局分配到余坪村小教书。1958年元旦,全县文教、卫生系统集中整风。开始是报告,后是具体动员,反复指出:“三害不除,亡党亡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还说真心帮助党整风,哪怕是偏激的言论,也不会划为右派。过后分成两组学习。我还主办一张小报。经一再动员鼓励,我的大字报一张一张地写出来,内容有评当时内政外交的,有关干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宗派主义的……特别是:“从洪雅飘到北京的声音”和“一枚毒草,牛也不吃”,指名道姓,毫不忌讳。围观我的大字报的人不少,有称赞我意见提得好的,文字写得精彩的,有胆有识的。年幼无知的我,那时还真有些洋洋得意哩。殊不知好景不长,反右开始了,我被当作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典型抓了出来。先是小会批判、辩论、斗争,后就是大会。我第一个首先登台亮相。台上有整风领导小组成员,还有我的家族兄弟及远房长辈,再一个是村武装。我向大会壹仟多个听众交代我的“反动”论点后,反右积极份子就登台批判我的论点,继续揭发我的“反动言论”,接着叫我宣读认罪书。在宣读认罪书时,下面群众大声吼叫,说我不是在大会上向广大群众认罪,而是在向大家作“报告”,“要伍崇高低头认罪”的吼声,在会场上空震荡。我看形势不妙,赶快改变调子,连声说:“我罪大恶极,我的思想太反动了”。

斗争我的中途,有一个姓Z的初中同学,被积极份子递上一张字条,大会主持人宣布他“同情伍崇高,胆敢在大会场上散布‘大审苏三’”,要他上台交待。他被揪上台时,会场上顿时空气更为紧张,我倒松了一口气,全场暂时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他身上了。“要老实交待”的口号声不断,他当即被揪上台罚跪交待“大审苏三”的反动思想。我受处理后,据说此人虽是团员,不受重用,以后干脆书也不教了,回家做生意。他与我非亲非故,为我受冤,我该为他赔罪、道歉。

回家后,当晚斗争我的家族上的人说,他们是被县委某些人逼着去的,不去脱不了手。又说当晚台上的一个姓Y的人向领导提出要打我,县委领导不同意,说我还小。中共对右派和反革命还有一点区别。另一个堂弟对我说:“那晚上的场面好吓人哟!”

直到我落实政策后,有朋友说起我当时写大字报的情况以及大会场面,真是又气、又笑。气的是从此落入陷井,一落就是贰拾余年,笑的是,当晚是在演戏:中阳谋、上圈套,“作报告”(内心不服),别人为我挨斗,挨跪。

1958年春节前一天,我被两位工作人员带着,而我头上载有现管份子,地主份子,右派份子(前两项为法院处理,后一项为县委处理)三顶帽子回家。当晚母子二人,吃瘟猪儿肉。大年初一铲草皮劳动(积肥),晚上在社员大会上交代,自鸣放以来的反动言行。我把我写的大字报内容大略复说一遍,不时加上“反动”二字。有一社员提出我不老实交代,动手打我两个,社长立即制止,说今晚交代不清楚,明晚重来。当时农村不同于城市机关,说打就打,特别是五类份子,好像是脚下蚂蚁,随便踩也无所谓一样,我心中惧怕。我摸黑回家后把此情景告诉母亲,我说怎么交代得清楚啊!母亲当即告诉我,安慰我,“不要怕,这是他们吓你的”。因我母亲戴上地主份子帽子已七年之久了,这样的场面见了不少,可见说对付这样的场面有经验了。她这样安慰我的目的,还是怕我出意外。母亲还是疼爱儿子的,尽管我读了十二年书,不争气,撞了大祸,母亲内心还是很痛苦的。

自这次整风反右以后,随着我的“右派份子”名声在全县传开,打击也一个接着一个而来。我在十分痛苦、危难之际,得到安慰的,只有来自母亲,有时扑在她的怀里,连声说:“这叫我怎么办呢!这叫我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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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0-17 23:57:54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个自由摄影人的经历之(二)

筑 路 民 工

回家后就由农业社管我了,一切服从社长安排。我虽出身农村,从小就到县城读书,每年只有假期才回趟家,因此农业生产一窍不通,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如车水、插秧、犁田等。挑粪也得锻炼。初学犁田时,由于烂田泥脚深,又无技术,在田中不能驾驭耕牛,耕牛反而转过身来双角挖我,我很快倒退两步,差点倒在田里,满身泥浆,一付狼狈像,引来社员挖苦,耻笑:“这不比读书安逸吧!”到了农历六月,栽红苕时,我在家后犁地,天气炎热,牛受不了,再加以我的技术不佳,牛不听话,拉着犁头,狂奔,越过田野,再穿过松树林,到前面被一根高田埂挡住去路,倒在田里,我心里十分恐惧,犁头坏了且赔,耕牛如果摔死或伤我怎能脱得了手啊!我随着飞也似地跑去,幸好,铧口把牛的脚掌化有伤口,轻伤,犁头无损,耕牛只是躺在哪里喘气。我将此事向社长汇报,他没有斥责我,只是叫我到县上请兽医医治,不几天,伤口痊愈,恢复正常。那件事使我出了一身冷汗。

转眼到了秋天,大跃进战鼓雷鸣,三面红旗迎风招展,附近的仁寿、眉山及本县的民工,浩浩荡荡,肩扛红旗,背着背包,奔赴大战钢铁第一线——高庙铁厂及李家山,王家山采矿场。而我本人于 8月3日加入洪(雅)——高(庙)的筑路大军。挑泥土,河沙及抬石头等。沿途住民房,修好一段又搬迁一站。不久农村实现“初步共产主义”——公共食堂,随吃随用,而修路大军每日每人定量壹斤半粮,拼命干,加油干,晚上还要夜战。早出工,晚收工,晚上还有三点钟,每晚夜战加粮四两(十六进位称)。我从不缺勤,夜夜如此,尽管身体十分疲乏,肚子又饿,原因是我头上有帽子。

本乡筑路队负责人X某,心狠手毒。58年秋在元水井段,有个民工,自恃其弟在县公安局工作,家庭出身贫农,对负责人的作风看不惯,在民工中散布他耍得安逸哟,吃得好哟,克扣民工的口粮哟……等。X听了之后,施其报复手段。某夜在工地上召开全队大会,要他交代说了什么坏话,干了什么坏事,对民工煽动了些什么。他站在公路中间,语无论次,说也说不清楚,只听见他说:我是贫农……。结果是事先准备好了的白蜡条子,由数人出面,打得惊叫唤。谈句公道话,他就是得罪了领导,白挨一顿,无处申诉,活倒霉。如他是一国家干部,能大胆提领导意见,他不划为右派朝那里跑啊!当时我在旁观,躲在人群缝里,怕是点到我的名,心吓得嘣嘣跳,如若我一站出,肯定挨得更惨,打在他的身上,痛在我的心上。此人是贫农挨得这么惨,如果一个右派份子说了半句不满的话肯定挨的更惨。后来我听到有人背后劝他说,人家有权有势,鸡蛋那能和石斗相碰啊!

九月,台湾海峡局势紧张,赵河跃进桥工地全区民工先开大会,后游行示威,每个民工手持一杆小旗,高呼口号:“粉碎美蒋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坚决拥护周总理的声明”。当然对内要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了。我每天穿草鞋,挑着鸳兜,夹着尾巴,埋着头,只是干活。这时,工地一民工漏了一点消息给我,说是县长到工地了解,问我有没有现行破坏活动。这使我突然回想起58年2月处理我时,有的领导提出要把我送到劳改队,有的领导说我还小,刚从学校毕业,送到农村判处三年管制戴上帽子就行了。劳改队不是在向我招手吗?我离家,不想家,只想母亲。因为家中的小脚鞋处处皆是日子更难过,秋收后,时年47岁的老母亲步行柒拾华里,拿了炒好的黄豆来看我,她老人家说这是自留地里的,还未干,用棒棒捶出来的(用棒棒捶使壳脱落)。同时又给我带了壹拾伍元钱,这是我教书时的存款。第二天母亲又步行回家(没有客车)。我有了这点钱和粮能够解决肚子,饿多少时间呢!多数时间还得挨饿。到了十一月份,本公社共同一队一社员,与我同在月儿台工地,吃、住,劳动不在一起,只是一起开会。多次请假回家,得不到批准,私逃回家,被工地派人抓回,开大会斗争,交待、挨打,其罪行是“破坏修公路”,我听他的交待:“我家里有老母,有得了病的婆娘,有小人,要我回去……”以上两件打人斗人事件传到公社党委书记耳里,召回筑路队负责人,狠刮一顿,“谁叫你随便斗人,打人?”当年大跃进时代的种种怪事,不正之风,岂是一个公社书记能抵挡得住的?还有更惨的事在后头呢!以后这个人又调到汉王水库,我母亲曾在哪里割草喂牛,见其手毒心狠,斗人打人不分五类份子与否,在全公社是创纪律的。凡本公社民工一起提这个姓X的,无一不咒骂(81年我落实政策后调县教育局,管建筑工地,此人在那里做临时工,我已认不出来了,别人指点对我说:此人早已倒霉,受过党纪政纪处分了,此时的他一点威风也没有了。而他也叫我是伍老师,因为我在管工地嘛!管工人嘛!)与此同时,从仁寿眉山到高庙王家山、李家山的炼铁民工,时有晚上从工地逃跑出来,过路必经赵河,而仁寿民工头上裹的白布头巾最为醒目。当这些民工被我们工地上的人挡住之后,以逃跑犯人对待,同样在大会上斗争挨打。当时我想,有那位领导赋予这些人对外逃民工进行专政呢?外逃民工在挨打的时候,我只是听他们说:“我家里有父母,婆娘和小人,婆娘有病在家,要我回家……”,而打人的积极份子则说:“你破坏炼钢运动……”,当时的确惨不忍睹,我只是躲在人缝里,怕别人把我揪出来当典型。

到了冬天,工地转移到桃源,新辟公路。修公路得有石子,桃源是山区,无河流,没有石子怎么办?幸好台坡上有不少坟墓,碑是大石板刻,墓是大石板砌。因为每天每人有任务,民工们只好把它当战场了。民工们用锄头把泥挖开,现出石板,用铁锤乒乒乓乓,打成小块,装上鸳兜,挑到工地铺路,完成任务,好不快活。值得惊叹的是:我们毁了那么多坟,以现在观点来看,完全是一种犯罪行为!干了那么多天,竟没有一个人来过问,那些坟我想没有坟主吗?用石板修坟做碑不花钱吗?……我在此顺便说一点的是,前不久(指1987年)一位老师三次请我帮他请一石工刻碑,一般一块得花壹佰多元。最后又听得一新闻,城东门外九角弯山上葬一模拟坟,花掉人民币数千元,据说是台湾回来的人为他的祖辈建的,虽不见祖坟模拟修一座也表示对前辈的哀思之情,而且还要请当地各级干部,公检法还得保护此坟呢?(这仅是听说而已)。关于坟碑的前后对比,就可知今昔社会,人心的状况了。

1959年春节我是在桃源公社一户农家过的。数百名民工住于此,我住竹楼上。此房很大,还办了一所农中,农中的教师是我高中同班同学Z。因我打成右派,划入坏人之列,不好与他见面,他却主动招呼我,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实是寝室)坐,我们在交谈中谈到,我班全部同学和当年进了各大学的洪中多数同学都知道五七高出了我这个“败类”右派。显然我这个右派沾污了洪雅中学五七高,还给整个学校带来不光彩,包括他在里面,我这样想。后来我听见一个学生说,此人的高中毕业留影照片,把我的像用笔涂了,我很不悦,我当了右派份子难道就永不得翻身?永远是坏人?

春节前,召开民工大会,全体民工要以路为家,还要写大字报表决心,五类份子不准乱说乱动,每人写守法规约一份。我写还得帮别人写。我写的交代书、保证书、认罪书、决心书,从反右开始就习以为常了,不难,理论联系实际。但是那次差点闯了大祸,我在写“决心要把桃源的公路修通”时,“桃源”的“桃”写成“逃”去了,逃,逃跑也,我不是在煽动别人逃跑吗?在大会小会上多次点我的名,右派份子利用文字搞煽动,大家要提高警惕,只要点到我的名,就神情紧张,幸好此时正遇春节,只是口头批,口头斗,没有揪出来武斗。

大跃进年代,政治是先行,一切不离政治,要政治挂帅,因此政治口号满天飞。当时筑路队之间常常要搞点挑战啦,应战啦,向党表决心啦……等,具体作法是全队前头一人高举挑战书,应战书,决心书,后面整个队伍高举小红旗,时而高呼口号: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以上这些还得要人动笔写。那个姓X的本来不愿找我但因确无人办到,只好找我动笔干子了。我只得服从,我写的内容大致是:保证在××天内完成×段公路,放个“卫星”,“保证出满勤,早出工,晚收工,晚上还有三点钟”、“超过英国不在我们话下,赶上美国不成问题”、“三面红旗万岁!”最后一条:“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我为了适应当前的形势,也使领导欢心,尽是瞎说,实是放屁。其中两条基本办到了,那就是早出工,晚收工,晚上还有三点钟。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那个姓×的对别人说“伍崇高的文章写得通顺。”这些事情做得比其它的队好,他在领导面前也有点光荣感,我也得利:这样我就可以半天或一天不干活路,等于休息(工地上是没有假期的)。

在桃源还有值得我回忆的事情:一次我同数人从花溪粮站运大米回工地,全是脚穿草鞋,实是赤脚用背背,冬天下雨路滑,我们在路上夜宿一农家,此农家说来也怪,没有主人,我们当晚就用干柴烤火一通宵,解决住宿,用大米在主人的锅煮饭吃,因无盐、无菜、无味,实是我人生的一件难忘之事。另是春天时期,山上脚鸡台生长,我们收工后就去采,有一个好心的侯大娘,还要卖点青菜给我们,我们就用这些家菜、野菜充饥。因为我们的口粮被领导克扣了。

1959年4月份,全部筑路民工解散回农村,头天用大米与老乡换肥猪一头,大吃一顿,这一顿饭让大家随用(大米是克扣大伙的),不再用碗打。临行前发给每人数元不等,我得柒元伍角,从桃源背起背包回家了。筑路九月得到了7.5元,在花溪工地失掉了一件衣服,更大的收获是经受了锻炼,锻炼了体力,磨练了意志,为今后经受更大的磨难打下基础。不管前途有多险,越是艰险越向前,争取早日摘掉帽子,回到人民行列中。
发表于: 2009-10-17 23:59:58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个自由摄影的经历之(三)

大饥荒之年

   我母亲到赵河看我返家后,又被派往高庙铁厂捶矿石,不久又转到汉王水库,1959年谷雨回本社。1951年全家由福保二队迁至十队,由我母亲亲自修的草房已倒塌,锅、刀、铲等铁具已被动员出售支援炼铁。1957年夏天一位朋友送给我的一双旧军用皮鞋以及猪圈底等已被盗,我母子二人成了“无产阶级”(家中仅有一张吃饭小桌),她寄居在远房亲戚祝大娘家,我寄住在同队社员祝大爷家。母子二人吃在一起,住分两地。我的主人祝大爷,贫农成份,上有老母、爱人,下有三男二女共捌人,全家对我很好。我的铺在他牛圈楼上,楼上没有板壁,通风,热天凉爽。我的铺也很简单,几蓬稻草,一席、一被。我每天早出晚归。伙食团定量有限,他挑柴上街出售买回一些姜豆茄子之类,晚上全家围满一桌吃的痛快。每当我晚上回去碰见此种情景,全家人热情招呼我要我上桌同吃,我的确不忍心,因为他的六儿和幺姑常常饿得哭呢!转眼到了一九六O年,灾荒告急,为了不使老母和儿女饿死,冒着危险偷生产队的红苕种(栽在地里的红苕)吃,结果被打得来一只独手掌犁仍要使牛。我同他在一起犁田。一九六二年我从森工局回家时,特地到他家拜访我的房东,知道他已惨死于自然灾害。当年饿得哭的六儿和幺姑已成人,他的爱人我称大婶的已双目失明,是夜煮腊肉接待了我。我感激这人,怀念这人是因我与他经常饿着肚子使牛,他从不以为我是阶级敌人鄙视我,整斗,而且住了他的房子分文未给仍然对我热情。

刚从筑路队返家,我想,划为右派,判管三年,到了六一年二月满刑,二十三岁,帽子一摘,我这个自强力壮的小伙子说不定还要回到工作岗位哩!就是当一个社员,娶一个农村姑娘,成个家,供养老母,哪多美,不是人间天堂吗?但,事与愿违,我太幼稚了,太天真了,等待着我的,不是美好的坦途,而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打击,致命的打击。母子二人同桌吃饭,祝队长,周事务长以及一个我称祝大爷的炊事员,他们掌有粮权,从不在粮食上克扣我母子二人。我们母子二人享有同其他全劳社员同等对待,主要还是认为我们干活认真,勤快,从不偷懒。母亲由于疼儿,每餐还要在他碗中“节余”一点给我说,说我是在干挑粪、犁田重活。到了八月,伙食团一分为二,伙食团长易人,管我的是“烂眼字”。我的厄运接踵而来。首先第一步就把我母亲的食量减少。我从祝大爷家搬出,到一个姓余的家中住,不久又搬到公棚,同时看守里面的黄谷,后来上面通知社长,五类份子不能看守黄谷,怕被偷走。一因我确无住房,二因我无偷盗行为,直到公棚拆了之后才离开。后又搬到祝大娘家侧边的另一祝家,此人已到高庙铁厂去了,家中无人。

这年秋收,上午打谷,母亲割,我打谷和抱谷把,下午运谷到县城壹拾陆华里的地方去交,粮站就是现在的步行街处原名为城隍庙,往往还未进城天已黑,再等检查,交,返回快半夜了。基本形成这样的局面:谷打完,所剩无几。因为上面催得紧,必须要把打下的谷交到政府的粮仓。形势告急,自然灾害来临。街上有大标语:反右倾、鼓干劲。反右倾,该也不会反右派了吧?!夜晚我路过十字路口,高音喇叭广播: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从报上看到,十月一日国庆大庆,林彪登台,发表讲话,当前政治经济形势一派大好。放庇,我的肚子饿得很呢!农民已唉声叹气,你知不知道?以后才晓得这时彭德怀在庐山同毛泽东闹翻了。据说是彭老总回湖南看到饿死了不少农民,对上面有意思,为农民叫苦。彭德怀被罢官,十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关于摘掉右派份子帽子的消息,反复阅读数遍,“右派有前途”,好像长跑运动员在中点有人打气再加一把油就要夺取胜利的心情一样,也恰和一九五六年夏天洪中校越野赛跑的心情一样,那时我得了全校第一名,而这次的赛程遥遥不到终点,可说是遥遥无期,尽管用了九牛二虎之力,用尽了吃奶的气力也不能到达终点。不久,县委组织右派集训学习,公社党委书记多次打电话通知本大队书记,要我到县上学习,他硬是不要我去。一是我去了农村少一个劳动力,二是认为右派反正是反动派,没有学习的必要。一天,天气晴朗,我正在桐子坡上面点麦,一个县上派来的人问我,你看过“人民日报”社论没有?我答看过,我立即醒悟到是有关“右派”事情来找我的,他当即拿了一张表给我,叫我填好交到县上。第二天我请假按表上的要求填好交上。县上派人下来完成了大队书记拒办的事情。一九五九建国十周年大庆,中央决定给个别战争罪犯特赦,个别右派份摘掉帽子的通知。与此同时,余坪公社一个姓杨的右派份子背负背包到县上学习,路过福保场遇见我,兴高采烈地告诉我,洪雅县△△△摘掉右派份子帽子了,中央要解决右派的问题了,内心好不高兴。我听了又惊又喜,喜的是中央的确关心右派,没有把我们抛弃,惊的是我连进城学习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而且是县委的通知,他们也要以权对抗上级,可见农村污到什么程度。自那次和那个姓杨的分手之后,不曾见一面,一九六二年我从马边森工局返洪后,冬天县委召开右派份子集中学习,此次学习,他未参加,打听到他惨死于自然灾害——妻子离婚,得病无人管,临死时想喝一口水也未得到,惨死于水缸边(实是饿死在水缸边)。

大难即将来临。当时农村有这样的传谣:“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吃猪草。”“公共食堂好,公共食堂好,公共食堂吃不饱。”一般农民不过问政治,反右派,反右倾,他们不懂也不感兴趣。我回家时,有个叫L大娘的农妇说我是“右坏份子”,派坏不分,总之都是坏人。上面讲大跃进,他们说是提虚劲,还有一个姓乙的木工说大跃进是“打尿劲”,什么亩产万斤,放“卫星”(指高产)等最为反感,全是放庇。他们最关心的是当年收成好,锅里有米煮就满足了。肚子吃不饱,心中不满,除了说上面反动话外,就在下面咒骂干部,“你们只是叫我们干,肚子饿了怎么干?”所以生产队出工,只是一种形式,社员出去一幌就回去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不自觉者,偷别人的鸡、菜来保命。一九六零年春节(大年初一)一早我就听见对面的农民在对天大骂,别人把他的菜偷了,而我母子二人保命的一点瓢儿菜也于除夕之夜被盗,母子二人没有对天骂人的本领,只能望天叹息了。当时到处可听见被盗的消息(死人的消息也不断传来),公安部门听之任之,不追不查,有些人就更钻空子;肚子饿了就要偷,偷了别人的东西来吃不犯罪。自觉者就另想办法,红苕根、野菜、谷糠、枇杷树皮……,用来充饥,我母子二人宁愿饿肚子也不去做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再饿也不愿沾上一个“偷”字。以上种种,我都吃过。

说起吃糠粑,差点要了我的命。经过加过工的糠粑吃起来有一种诱人的香味,但吃了之后,过不了关。它结在肠里,想拉也拉不出来,不拉,肚门又胀得痛,躺在床上干叫:“妈啊!快点啊!我胀得痛啊!”……反复叫,我母亲在床边急得直冒汗,打转转,她用竹片往我肛门夺也夺不出来,急中智,幸好家中还有一点清油,喂在我的肚里,我用了九年二虎之力,带血的糠才慢慢拉了出来,从此,宁愿挨饿,我再也不吃糠粑了,就这样,有时吃点菜吃点稀饭,但哪有力气去干活路呢?贫下中农不去,干部把他们无奈何,社员不出工干活,就是五类份子在破坏,把矛头指向五类份子,从当时的形势看,美帝国主义封锁中国,苏联领导人撤走专家,逼中国还款,印度在中印边界制造事端,国内三面红旗受锉,全国大饥灾,在这种形势下,一向被认为是帝修反代言人的地富反坏右就是挨整的活耙子,那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1959年冬,某夜,福保场开大队会,分三组斗争阶级敌人,所谓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会议主持人是那个大队头头,首先讲形势一派大好,然后就是阶级敌人在搞破坏活动,号召群众大胆揭发检举。分组后,首先是那个“烂眼子”的发言,揭发我的罪行,我组的地主份子伍崇高调皮捣蛋,不服从安排,有下面几件破坏事实:

1、他看报是不是在打听蒋介石哪一天回来?(生产队订有四川日报,发下来无人看,我爱看报)

2、他说吃了糠粑肚子痛,是不是有意搞垮伙食团?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3、他说肚子饿,挑不起粪,是不是有意煽动社员不出工?我们贫下中农哪一个肚子没有吃饱?你说……

我尽力辩明真明,看报是我读书时养成的习惯,了解国家大事。吃了糠粑拉不出来……拉不出来肚子痛,我的肚子饿……挑不起粪……。

人群有人高呼:“右派份子伍崇高不老实交代,动手打”。我站在中间,棉衣被别人脱掉,拳头,树条子接二连三给我打来,我以哀求的口气求饶,我交待……唉哟……我交待……唉哟……,真是一付奴才相,十分狼狈。那个姓C的阴险,当面不斗我打我,背后煽阴阳火,火上加油。广大社员群众围在火边不开腔,他们明白,这是在“杀鸭子给鹅看”。教育不出工干活的社员。一个姓祝的女社员以同情心说:“你老实交代,他们就不打你了。”另一个社员说:“你耙田为啥不踩谷桩?(他们的内心不是真要斗我,而是搪塞几句而己)。最后,另一个领导叫我把鬼皮穿上(把棉衣穿上)。此次遭得之惨,距两里多的社员也能听到我的惨叫声,其它两位挨斗挨打者,我在挨痛之时也听到惨声: “我交待……我交待……”。1962年我从马边回家时,这两位同挨斗者已见西天去了,在西天不知在想什么?他们也不曾想到我今天已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是一个自由摄影人,我今天已翻身了。这是我值得自豪的。我为他们感到悲痛,我想他们在阴间也不会被有权有势的人踩在脚下,任人摆布吧!当晚我回到家中,母亲安慰我,以后不要与那个叫“烂眼子”的人顶嘴;此人心肠很黑,第二天一身痛,挑不起粪。这时母亲又气又饿,路也难行了,但她坚持步行二十多华里到丹棱仁美看望外祖父母,回来后又把几件破衣服清理好,已作好死的准备,告诉我如果她死了快去把亲人接来处理后事。我挨打、挨斗、挨痛、挨饿,不得肿病,昏过去好象死了,醒来又活了,这样反复多次,死也死不去,活着也难受。某夜月光之下,母子二人在稻草上叹息,我们的命太不好了,我幻想,我安慰母亲,我说今后若能当个汽车驾驶员,我每月定会给你寄钱回来过好生活,幻想还是幻想啊!

到了一九六O年春天,伙食团再次合并,那个“烂眼子”的和那个姓C的,一个在排工上给我小脚鞋穿,不时给我高压,一个在粮食上扣我的饭,使我的处境更进一步恶化。三月某日,那个“烂眼子”的又借故我干活调皮,再次借故用白腊条子打我,接着还说要扣我的饭,甚至不给我吃的。我放声大哭:“你这个口毒心毒的家伙……我又没有吃你的……我没有罪……。”我睡在田埂上,看你究竟要把我怎样?表示抗议。真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告状无门,对天骂骂而己。后来一个好心人出来倒拐,说好话。“饭给你留在桌上,你快去吃,吃了快去做活路。哪个烂眼子声称:“我不把你打死,也要把你痛惨!”当场还有几个小孩在那里围观。一九六二年我从马边回家后,一个姓祝的小孩已长大,还以这件事来嘲笑我,使我痛定思痛。一九七六年我从外面回家后,听说这个“烂眼子”是生产队保管,全生产队几百人的口粮由他管,因有粮权,全队至少有二至三名妇女被他玩弄,社员群众心照不宣,在私下议论纷纷……,我落实政策后,听说此人瘫痪在床,不久就死去了,留有骂名。

一九五八年的我,吃得、跑得、做得,现在的我,吃得,肚子饿来做不得,跑不得,连走路也难,还有什么力气去挑粪,使牛啊!四月一天,我被派往丹张场背玉米,距我队约40华里,我背50斤玉米,无力难行,行二百米就歇一次,路过高桥,到了晚上,我借宿农家,黑夜农家无灯,我就在牛圈边的牛草上睡了一夜,人实在疲劳极了。同牛距约1米。此农家心肠好,不知道我是右派身份,让我借宿,第二天饿了我就用玉米炒泡泡吃,这样慢慢到了仁美亲戚家,住了两天,同样以玉米为口粮,推玉米粑吃,幺舅母胆小怕事,怕因我有政治问题连累他家,催我快走,住了两天我又慢慢叁百米或两百米一歇,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家。我在路上盘算对策:一是误了叁天时间,二是私吃了数斤玉米,如过称,肯定要赔,殊不知当我把玉米背回时,没有过称,背上楼上交了。那个心肠好的祝大爷还称了饭给我。以后我同何娘(距那家农户仅二华里)说起此事,她问我为何不到她家去,我说无力不能走,好伤心。

那时,犁田时,我常用牛吃草休息时,仰面躺在田埂上,双脚打直以舒展身躯,实在不雅,双手遮脸,旁若无人,冥想,我的肚子那一天才吃得饱哟,那一天才不挨斗不挨打哟……。
发表于: 2009-10-18 00:00:26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九六O年农历五月中旬,看来在农村不饿死也得拖死,我这个无辜的右派就这样白白死去吗?……这样死了,没意义,不心甘,得出去闯闯。我听说新缰在招收农工,无证明户口也要。我带上高中毕业证书,几件衣服和被盖,偷跑到夹江购车票,因无证明买不到车票,未去成又步行到峨眉,夜宿一农家,他认为我是到新桥采矿场去换弟回家的,没有当坏人清查。中午在双福场吃了一碗莲花白。(当时饭店无饭卖只有莲花白卖),次日到了九里新桥采矿场,在那里我到一个家庭堂弟(此人是工厂钳工),说明我是逃难在此,他给我饭吃,我每天吃了又睡,睡了又吃,又遇见一个洪雅铁匠,何姓,他送给我半斤饭票,我至今非常感激他。此处不是久留之地,又转到乐钢另一堂兄那儿,他给了我叁两饭票,饭后又转到二峨山干部农场另一长兄那里耍了三天,干部农场罗队长知道我的情况后,劝我回农村好好改造,另一同志对我说:“全国形势好紧张啊!”这样,我糊里糊涂盲流出外一星期,见了一点世面,回想起来真伤心。有的人看了我的这段经历,说不定还要嘲笑我出外向别人乞讨(向家庭弟兄),浪迹在外。说句实话,如果在当时情况下,右派份子帽子戴在他的头上,说不定比我还狼狈,说不定早就死亡或逃到别处去了。这些是我迫不得已才走这条路的。

无奈何,饿也饿不死,跑也跑不脱,还是回农村受罪吧!右派份子欲哭无泪,右派份子在死亡线上挣扎!
发表于: 2009-10-18 00:01:28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个自由摄影人的经历之(四)

煤矿救了我的命

我回家后,破罐破甩,活一天,拖一天,生产队、大队开五类份子会,每次我就是典型,随你怎样斥、怎么训、埋着头,假装没有听见。后来,一位名叫“搭勾”的县公安人员在大队训斥我之后,要我写了一份反省交代,并就“称杆子不久要取清了(指粮食不定量)”,显然这是一句安慰话,你不要跑了,要吃得饱了,看来公安局也知道我逃跑的原因了。

一九六O年九月初的一天,生产队长叫我把犁头洗干净拿回家,明天不再使牛了,到县上报到,去沫江煤矿(乐山太平寺)当工人。好高兴,我回农村快三年,要去当工人了。到伙食团称了伍斤大米,带上被盖到县上集中,于9月4日离开洪雅步行经木城再到夹江,乘车到沙湾,住一夜,当晚看“女兰五号”,第二天横渡大渡河到了沫江煤矿。由于一年来的拖累,我背一床被盖也非常吃力,摇摇摆摆,一位唐姓的同行人对我说:“我经常路过,看你的样子要跌托(指死亡)”。我没有死,自然灾害饶了我,上帝饶了我。

到了矿山,住一焦场礼堂等矿里分配,同时搞焦炭。搞焦炭那日子不好过,二人抬一扛,每抬300—400斤不等,而且那种熏烟味实在难受,且炭很热,不几天,我们这些从洪雅去的工人像是打了败仗的溃军,垮了下来,病的病,倒的倒。我又吐又拉,饭也吃不下。晚上开会,凡是不出工者坐到会场前面,当即有人说我是右派份子,我被点名站起来亮相。有个干部,气势汹汹对大家说:“我管数千名工人,看哪个不听我的话,不干活,就斗!”从表情上看,他很着急,我从办公室外面经过,时时听到乐钢打来电话催要焦炭。大战钢铁,反右倾,他的日子也不是那么好过的啊!

十多天后,我被分到天顺井当拖工。来带领我走的一名干部问:“洪雅来了几个中学生?”我答我是高中生,看来他是在选干部。由于我头上有帽不要。同去的一位女同志,我很面熟,大概是洪雅中学初中生,被分去坐办公室。

到天顺井后,派出所一工作人员与我谈话,一是要求我每月写一份汇报给他,二是在大会上宣布我是右派份子。当拖工,头戴藤帽,背背电瓶,在坑道里推或拖400斤—500斤重的扒儿(竹制船形)葡伏前进,大巷过了中巷,中巷过了小巷,小巷过了支巷,拐来拐去,里面的煤烟沧人,受不了,干了几班下来不想吃也不想喝,的确太疲倦了。因病我躺在大工棚的连天铺上,无人过问,待我身体好转起床后发现我放在床下的胶鞋不见了。不几天,一个矿干部到工棚逐一查问躺在床上的病人(自然灾害年病人多),当他知道我是右派份子时,把我的名字记在本本上,说了声“斗”就走了。矿上斗人,习以为常,我在煤矿一年多,几乎每天就有斗人事情发生。有个工人对我说:“打煤炭是打出来的”,前面“打”是“打”煤,后面“打”是“打”人,人不进坑道,就要采取武力。某夜在天顺井斗我,主要是我病了没有出工,也是杀鸭子给鹅看。我是下“贵州”,克膝头下面放了带棱角的砂石。一个高个大汉,仁寿人也是我的运输组长,首先呼口号:“要右派份子伍崇高交待!”因没有什么破坏事实,什么反动言论,搞不出什么名堂来,其后又是几个小青年跟着凑热闹,说了些不三不四上纲上线的话,略带吼吓就散会了。说来也怪,青年工人大都从仁寿井研调来的农民,当他们了解了我的身世之后,对我不但不仇视,以后有的成了我的好朋友。一位姓曾的小铁工,井研人,休息时我常到铁工房同他摆谈聊天,我们彼此了解,说话也很投机。他见我每天从天顺井赤着脚步行拾多里来回运材料,很同情我的遭遇。实在可怜,送给我一双旧胶鞋,真是雪中送炭啊!我至今难忘他的一片好心。那双旧胶鞋使我渡过了多灾多难的五十年代最后一个冬天。那次斗争会是形势需要而搞,只是教育其他工人不要调皮好好干活,实在没有什么意义,最后处理是我的打饭卡片由一个姓陈的炮工保管,每天三顿打饭必经他批准,向炊事员打了招呼之后才打给我,而且每天只准吃捌两。现在看来是对我的人格侮辱,当时认为每天休息能吃上8两粮食也不错。另一件就是写了一份简历表交给领导,他们看我是学生出身,从表上看出只是鸣放出了问题,对我才没有怎样。待我身体稍好一点,我向宋队长要求干活,他叫我不再下井(坑道),干草皮活(指地面工作)。这时是一个矮个子姓曾的仁寿人监管我,我同另外两名工人每天从山下到矿部领取材料,运坑木、器材等,这个姓曾的给我说真话:上面经常有人向他了解我有什么破坏活动,并要我注意。我们掘进队的宋队长,工人出身,身穿劳动布,对工人不错,我虽挨斗一次,但我对他的印象不坏,一次我运坑木不慎打伤我的脚不能干活,他仍给我工伤假,不扣粮,不扣工资。我从天顺井到矿部,下山还有几华里路程,每天要遇见许多人,看见许多新鲜事。一次遇到一个女干部,她是沫江煤矿到洪雅招收工人的人,她认得我,据她说,她查我的档案,差点把我退回洪雅,又考虑到我是学生出身,才留下。谢天谢地,感谢这位女同志,如果把我退回农村,100%我必饿死在农村。我在路上遇见一个矿里的干部,他向我打听洪雅来了一个高中毕业生,我说我就是(当时高中毕业生很少)。我路过机械车间,车间外面贴满了的大字报,揭发材料:△△△你老实交待,你说你回河南看到饿死了很多人……。我每天路过采煤二坑,每天都有斗争会。招来的城市青工,如五通桥的十六、十七岁的娃儿,就是不下坑去干活(此活又累又脏),用斗的办法,甚至矿部的高音喇叭不断广播,但有的就是不怕事,就是不去……。矿里经常发生垮方、踏方,瓦斯爆炸,常有伤人死人情况发生,我也常步行从沫江送伤员到乐山……

一九六一年元月,又调加速井。那里地处矿部,有采煤一坑、采煤二坑、医院、俱乐部、火车站等,三号运煤专车,热闹。我编在后勤组,有木工、铁工、运输工。大组长姓杨,青年团员,工作积极,每晚开会他主持并发言,他不认为我是右派份子而另眼相看。由于他把各方面的事情搁得平,他每月定量41斤(木工定量)而实际上每月购粮53斤(井下工定量)。我在运输小组,四人,魏某负责。每天我们四人从矿里乘三号火车到一焦场运坑木、器材等。坑木有大渡河里的冷杉、云杉,洪雅的香杉以及杂木等。运坑木好象吃肉,你一根、我一根,先选轻再选重,拿完为止,人人平等,跑快者占便宜,如果没有坑木就耍到下午四时,各人领一小件东西乘车回矿。有时遇到运来的杂木,约三米一根,很重,从河边运到铁道旁,直径路程约一百米,但有一坡,很陡,我咬紧牙关,每30米一歇也要扛到终点,这给我以后抬挑打下基础——磨练了意志,锻炼了体力。

我们后勤组的工人,全是从乐山专区各县调来的,因我是学生出身,文化水平较高,组织纪律强,又不干坏事,干活卖力,他们大都喜欢我,与我交友。一个井研木工在同我聊天时,说是他们那里的五类份子都饿死完了(三年大灾荒)。魏某对我很好,他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家中常来信,读信,写信全由我来帮忙,由于他向上面反映,61年全矿选民审查时,矿里认为我表现得好,发给了我选民证。春节前夕,保卫科通知我开会,我按时到。等了约1个小时后一保卫人员到,先点名,后讲话,大意是:要规矩守法,不许在工人中煽动;请假五天以上,要经场部保卫科同意;每人每月写一份材料向保卫科汇报情况,不写也可以……,不是训人,而是在交待党的政策,我听起很入耳,后来才知道他是重庆公安学院毕业的余队长。一次我在火车站遇见他,对他说:“我想请假回家看母亲。”他说:“好,写一张假条来,我签个字就行,你路过乐山,帮我买一双皮鞋来。”我想我这个右派份子长期在他的管理下,不会挨打挨骂,还会很快摘掉帽子吧!

我在煤矿看到过一场篮球赛,中川劳教队与矿队比赛,使我吃惊的是,中川球员个个生龙活虎、高个子,球艺也不错,后来听说他们是交通大学的学生右派。矿里有一部电影机,常放电影,因疲劳和饥饿的原因,就在我住的侧面放电影,我也没有心思去看,睡大觉,无人过问。八月份全队大突击运大渡河坑木,上百名工人下河打捞木材上岸,抬上铁道边,运回矿里,在这段时期里我表现不错,被小组评为先进,因头上有帽,后经审查,哪有右派份子当先进的?取缔。

我在加速井八月,和我在农村相比,可以说是上了天堂,每月定量41斤,无人扣过我的粮,每月工资18元,除去生活费10元,所剩的钱还可买几斤粮食或几个蛋(饭票2.5元/斤,蛋1元/个)星期天还可以去太平寺耍。由于我和工人相处融洽,日子过得还很舒心。我在太平寺遇见一对北京大学的学生,听他讲一九五七年鸣放时,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哲学系好多学生都打成右派了。又听当地老工人讲,土改时郭沫若如何保他的姐姐未保成,自杀了……,(太平寺对面沙湾是郭沫若的老家)。我回忆这段经历,总是说沫江煤矿救了我的命!

1961年11月份我调往马边森工局。离开沫江,住在沙湾招待所,等待汽车来运人,一等就是一个月,每天吃了饭就耍,伙食由森工局领队负责,每天三餐,每餐每人饭四两,米豆腐或藤藤菜,只准吃一份,我的身体又得到休养。汽车在公路上奔驰,心里一时高兴,因为我又远离老家了,又要到另一个地方去了。回想起农村那些可怕的情景,我很伤心,也害怕。

马边森工局的任务是新辟一条马边到挖黑的公路。我分在距县城以南约30华里的马边河旁。工人主要是宝兴森工局调来,其次是沫江煤矿和乐钢调来的工人。宝兴来的工人大都经过整风反右,组织性纪律性较强。我编在二工区二组,在悬崖上,每天和二锤、钢钎打交道,叮当……叮当……轰轰的炮声迎来了1962年。

1962年形势稍有好转,我们每人每月定量39斤(主食玉米),生活仍紧张,我享受与其它工人一样的物质待遇,如免费发长雨衣,羊毛裹帕、蚊帐等。我的工资由原来的每月18元再加9元地区补助计27元。逢星期日休息,工人上山打游击(指拿钱买高价食物),我们买回红苕玉米之类,在帐篷外用石砌灶,用洗脸盆或盅当锅煮来吃。领导在会上制止不准上山与老乡做生意,不准去购粮食,制也制止不了,因工人饿着肚子打二锤也难受。上山“打游击”,我不比别人差,往往满载而归。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我组付组长叫代麻子的和一个姓杨的青工,为人老实,干活卖力,只因没有上山与老乡交往能力,往往带上钱上山还是扑个空回来(他们的工资相当于我的二倍),之后,我看也可怜,他们又不恨我,我再将把我买回的食物分一点给他们(玉米和红苕都未弄烂,煮熟即吃)。政治形势也稍有好转,据说中央下达指示信,不准随便打人,随便扣饭,但是我们的指导员在会上传达上级指示:“再次肯定三面红旗的正确”。

指导员颜某,东北人,部队转业,同妻长住工地。每当我们在工地劳动,他同妻在屋里用工人的大米尽情煮来吃(工人每月只有几斤大米供应,主要吃玉米),老工人经过反右,见此情况,视而不见,听而不闻。62年4月份调来的乐钢青工,见此种情况,骂他是“寡公子”(他妻不生小孩),骂得他来不敢多吃多占,只好拿着餐票与我们一起排队打玉米粑吃,他把这些青工无奈何,不敢打,也不敢斗,我看了好笑。1962年“人民日报”发表新年献辞,指导员向我们宣读要把森工,煤炭搞上去,他把“煤炭”读为“灰”,因此又有人称“煤灰干部”。他在会上多次提到本工区有一个右派份子,特别是62年夏天蒋介石串犯大陆时提的调子特别高,对我时时以打击。但我还是不能忘记的是一次他通知五类份子到办公室开会,会上不但没有找我的岔子,批评我,反而在其它五类份子(多是宝兴森工局鸣放时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面前表扬我,说我干活卖力气。我组组长袁某,彭山人,阴险,当面对我好,背后说我坏话,整人。一次我收工捞鱼(从上游被黄药雷管炸下浮的鱼),我当晚挨斗,他当晚也伙同其他几人私自炸鱼,弄鱼吃。他对我不满,是因我上山买回食物没有送给他,也不请他吃,他也不会上山买。我多次请求调班,一个年轻段长训斥我,好像又要斗我,给我发出警告,不几天,我调四班,成为全工区最强一班的主力,一个叫“卓大炮”的班长示意我,对领导要拍马庇,要尊重,不能说真话,否则还要吃亏。马庇我也拍不来,不犯法他们也不会把我怎么样。据别人向我透露,附近几个工区的干部知道洪雅来了个右派份子有两下子,要注意。
发表于: 2009-10-18 00:01:51 | 显示全部楼层

同工区不同组的一个彭山人,人称严老夫子。因为我的组织纪律性强,干活卖力,有点文化,自然被人瞧得起。他主动同我攀谈,是在极辟静的帐篷角落里,有点“鬼鬼祟祟”。他自我介绍当过资本家,国民党军队干过事,差点戴上反革命帽子,在宝兴时受了不少冤屈。他女儿是大学讲师,又把女儿给他的信拿给我看,对我只有那么真心,那么关心,似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他稍稍对我说:“毛主席的三面红旗失败了。”“蒋介石打过来,拿什么去抵抗啊!”“如果蒋介石打过来,要了解我们这些受压迫的人”……过去我没有对任何人讲过,如上面得知,肯定以“变天复辟”,“盼蒋望修”之罪论处之。至少我没有揭发检举坏人坏事,以同罪论处。其后,他准备给我介绍一位女友,此人是附近生产队长女儿,初中生,人材不错,他与队长有交情,并约定某月某日我们同去,他亲自出面为我办理此事,可惜不久我们就分别了。我回家后,曾去信一封彭山石灰路十七号,问侯他老人家,可惜音信杳无,不知他收到我的信否?我怀念这位苦难中的好人啊!四十多年过去了,蒋介石已死了,的确打不回来了,我确实已平反得翻身了。三面红旗也的确倒了。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福建前线炮击金门、马祖的炮声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停止了,海峡两岸人民不要战争,要和平、要民主、要发展、要过好生活。当前海峡两岸人民交往不断扩大,是一派大好形势。我希望他老人家在黄泉之下能听到我的声音。

1962年上半年,本单位劳教右派转回单位,我工区有一位叫郭修权的右派,身材单调,面肌瘦,平时不与任何人交谈,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宣读技术安全条例及工改文件,口齿伶俐,令我佩服。一日,他一手拿一块贰两玉米粑,另一手端一碗咸菜汤,边吃边谈:“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另一次是一些从乐钢来的小青年,生活艰苦爱搞点偷偷摸摸事情,社会不正之风盛行,工人议论,他在旁听后,愤然说:“不说了,不说了,黑暗的事情多得很啊!……我再吃回锅就完了。”这个人以后同我一批遣送回原籍。

1962年春节我是在马边畔过的,每人叁两伍钱腊肉,据说是局领导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与马边县商业局谈妥,同意供应。而那次春节吃肉也闹了一场笑话。全工区百余人,事先每人交一个磁盅分肉,到了开饭时竟差一份。全体集合找原因,找来找去,找到一个平时少有说话的五类份子身上,说他趁人拥挤把别人的肉偷去了,几天后又在河边,工棚下面发现装肉磁盅,此盅又不是那个五类份子的,否定前种说法。为了几两肉,弄人来斗,找原因,闹得乌烟瘴气,给那年春节带来不愉快的气氛。

到了六月,领导考虑半年没有吃过肉,动手炸鱼。帐蓬下面,每天放炮数次,那些成群细甲鲤鱼游到帐蓬下面避难。某日下午,听见“轰”的一声,数分钟后,整个河面及二层水被鱼覆盖,多得惊人。都是二尺至三尺一条,重的有壹拾伍斤有余,有的工人在河里捞,有的就往伙食团里抬,一会儿案板上,厨房里放了不少鱼,连吃两天,到了后来吃不完倒了。我的运气不好,当日下午吃了我就拉肚子,原因可能是我喝了马边河的冷水所致,病倒两天。

我同工人劳动,有欢乐,撑钢钎打二锤我能来,我的技术很快超过一般人。休息时,一是谈吃,上星期某某到老乡那里买到了什么吃的拉;二是谈女人,某人到马边看到一个漂亮女人啦,某个工人又找到一个姑娘啦 ……。三是谈宝兴森工局那个右派份子不认罪,辩论了两个月自杀了啦 ……那个干部帮工人说话而当了右派啦,使我感到吃惊的是,他们对右派份子一是也不仇视,甚至还说,当了右派份子的人不简单!再就是有人埋怨自然灾害在把他们饿惨了,甚至有时咒骂声不断……我混在他们当中,也分享其乐。尽管上面开会再次强调三面红旗正确,他们一点也不感兴趣,盼望那一天肚子才不会挨饿。

7月底,我得通知返家,宣布名单时,工人都很吃惊,他们认为我身强力壮,组织性、纪律性强,工作干得好,为啥要我回家呢?!他们不知道我的右派档案。同单位的二兄崇明、崇熙家庭出身富农,分别调雷波森局和丹巴森工局。我离开马边时心情是沉重的、复杂的,那时我已劳动四年零几个月了,无论煤矿和森工局我都非常卖力,以争取自己的光明前途,时年25岁的我,身强力壮,原因就是我头上有帽子。一说到回家,又想起那59年60年的可怕情景,我回去母亲是不高兴的,因为她知道农村日子不好过,心中越想越怕,我又能到哪里去呢?……清澈透明的马边河里一群群游动的细甲鲤鱼,山清水秀的自然景色,我和彝包打交道的情景,我同工人之间的情谊,以及工地上叮当叮当的热闹场面——这一切使我思绪万千……啊!马边,我要离开您了,农村等待着我的又是什么呢?……
发表于: 2009-10-18 00:02:27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个自由摄影人的经历之(五)
再次回农村

一九六二年八月初返家,这时母亲仍寄住在他家。见母亲,妈:“我回来了。”梁队长说:“等国民经济好转后,再通知我们回去,使母亲不要伤心。”

我又想起离队时梁队长给我们讲话,他不愿意我们离开,因为我们一走,公路也得拖下来。这个久经考验的革命干部,据说是贺龙元帅的侄女婿,也是他的警卫员。他关心工人疾苦,令我难忘。如我们住在马边主食玉米,他设法从灌县运来大米。从四月份起,每人每月加粮二斤,还发给每人兰布三尺,作缝补衣服用,发蚊帐……我又想起1961年底离开沙湾时路过犍为青水溪,领导干部问我的“右派”帽子摘掉没有,想起这些好伤心。帽子已戴四年之久,它给我带来多少的悲痛和苦难,这顶帽子又要戴到何年何月呢?

回家把一切手续办好后,服从生产安排,搞农业劳动。这时的我,既没有星期日,又没有工资。面临我的实际问题,是吃、住问题。

没有吃的,我从马边带回来的80元钱,步行到夹江木城(约30华里)买回红苕当主食。没有住的,怎么办呢?秋收之后着手修建草房一架,四列三间,每列用两根杉木穿十字,檩橼等用树条和竹子,房顶用稻草盖。稻草由附近亲友支援,每户30棚,20棚不等。四周围墙全由土筑成,所需工由家庭弟兄帮忙,只管饭食不付工资。而少量木工工钱(如做门窗等)由亲戚支援。在这样条件下,我要好好干下去,成家立业。

事情的发展不是我想像的那么简单。自然灾荒刚结束,农民才逐步恢复元气,有人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提出“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紧接着63年搞了“小四传”,65年搞了“大四传”。这段时间的我,只是天天干活,特别是每年正月十二就要下水田使牛,而且冬天还要下水田使牛,这段时间下水田耕田,寒冷刺骨,实在难受。这样的活路,五类份子不去干,谁去干呢?干不完的脏活,累活,做不完的义务工,五类份子训话活,斗争会……,真使人难以接受。

1962年冬天和1965年夏天县委两次召集右派份子学习,学习记录是止戈的何显心(西南师大历史系学生),小组读报就由我来担任了。小组负责人是县委派来的干部。这两次学习,宣布摘帽六人(每次三人)。从62年到65年,摘帽六人。这样算来,全县40多名右派轮到我摘帽,至少也得十年之后。

我所在的生产队,就在桐子坡上面,洪雅到余坪必拿过本队。每逢过年、过节。星期天,看到我的同学们骑着自行车,潇潇洒洒从我的身边过去,而此时此地的我,从早到晚干不完的活,终年还为肚子发愁,更为感到耻辱的是训话会,斗争会……。这时我想到的是我太老实了,为什么要轻信“言者无罪”呢?谁叫自己多嘴多舌,爱发表评论呢?落得这样的下场。这几年时间里,只有每月向生产队长请一天,到洪雅县城理发,我就可以到县文化馆“馆餐”了,同时休息一天(不做体力劳动)。我到县城,遇到好多中学同学。有的对我说:×××从成都回来,听到你的遭遇,深表同情,也为我感到不平。这样的同学是多数,当然,鄙视我的人是极个别的。

在此我要提一个人,他不是洪中高五七的原班学生,是留级下来的(降班)。当他到我们班时,因成绩低劣,当然被人瞧不起,而他却百般在我面前讨好,我也同情他的处境。之后,我们无话不说。到五七年鸣放时,他装哑不吐露真心,而我在办小报,提意见时,他还在支持我。然而我被划为右派后,他以“左派”面目出现,成了“反右派斗争积极份子”,极力在我脸上泼污水,栽脏陷害我(我在反右时的好多假材料,出自他的手。当然还有趁火打劫,趁反右派之机达到一箭双雕:既整了别人,又在政治上,大捞一把的人。当时谁划为右派,谁就被剥夺了发言权。就以我来说,除了杀人,放火,偷盗外,所有的反动言论,都往我身上堆,如果不承认,就是不认罪,不低头。甚至还要挨棍子。杀人、放火要有事实,然而“反动”言论从天而降,谁又给你证明?当然我的发言和我写的大学报,才是我的本意!)我处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他用棍子打我,我也不能还手。他幸灾乐祸,几乎置我于死地。62年我从马边回洪后,有时进城,他主动招呼我,经过我的思考后,此人不能理,到第四次地招呼我时,我当面公开骂他:“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用不着你招呼我!”我从内心实在是瞧不起他。一九八三年我已落实政策,从天宫调进城,在县教育局建筑队工作,好多过去的同学来看我,对我表示庆幸,因为在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人能活到现在很不容易。而对那个上面提到的人,无不鄙视。他在花溪煤矿时,对领导摇尾乞怜,对同志却耍欺骗手段,卑鄙至极!

我在此提起这人的目的,希望同志们做人要做Rights(真正的人),正直的人。而不要做庸人,蛀虫。我们为人处事,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时间的检查,事实的检验。还要加一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调洪中校不久,我听说上面那个人死亡了,在老百姓中留下不少骂名,活该!

我在生产队劳动,除了上面提到的境况外,我队还有一个“黄队长”,因他无文化,无修养,经济无理训斥社员,很多社员与他对着干。他对我的态度,我是逆来顺受,不敢反对,不然就要挨斗争。曾有人对我说:“你怎能过了他的关啊!”详细情况,在此不必多说了。

经过我几年的努力拼搏,看来摘帽子不可能,沉重的劳动,艰苦的生活,政治上的歧视和迫害,使我心里常常处于动荡状况。一九六六年阶级斗争风浪聚起,四月份全县抓人判人之多,使我震惊,“五·一六”通知下达,六月一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此时的我,又以散布“三家村”黑话,吹捧剪伯赞和“夏三虫”,“不认罪”等罪行批斗,反省两天两夜。从一九五八年二月至此,我已劳动改造八年了,青春期已过,时年28岁的我,安家已不可能,终年劳动不但没有给母亲带来幸福,反而带来悲伤,经我么复思考,农村不是久留之地。弯弯曲曲的歧眍小道,转过一个弯不是坦途吗?路是人走出来的啊!“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出去闯一闯,反正我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偷盗,你公安局把我怎么样?你抓着我,我就交待当了右派份子,受不了农村折磨,把我送到劳改队去吧!
发表于: 2009-10-18 00:03:10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个自由摄影人的经历之(六)

叛国投敌罪”



一九六六年“文革”是我国政治生活中不平凡的一年,对于我,又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求出路和前途。

我离家时安慰母亲,这次我要到罗怀勋老表那里去,他已给我联系好工作,没有户口迁移也要收,不教书,就当工人,实在不行,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当一个社员也很自由,钱也不成问题……两年后我回来接你。最后还说哪里不搞阶级斗争,也没有右派份子的说法。那里表兄已从农四师谊群农场来信数封。好不高兴,我又要到人间天堂去了。实际上母亲的内心是痛苦的,是福是祸呢?自己的亲骨肉离开自己?但她老人家又能把我怎样呢?

我于66年6月26日带上被盖、行李、路费、马边森工局的退职证明,沫江煤矿发给我的选民证以及表兄给我的信件数封,还备有一张通行证。我在新疆二台时,汽车暂停检查,差点被挡下。火车穿过隧道,过了黄土高原,经过茫茫戈壁,又穿过辽阔的草原,我就要到祖国的最西城市伊犁,我的命运将从此转折,前途多美好啊,桃源世界就是眼前。

7月6日到达伊犁,我在表兄那儿住了近一个月,当时由于“文革”开始,形势紧张,户口也查得紧,在农四师谊群市场劳动一月,因水土不服,我想回家,无路费,只有去找公安局了,请求他们处理。如果留我参加边疆建设,我愿意,不行,就送我回四川吧!六连指导员得知我的情况后,叫我尽快离开农场到人民公社去,这样对我有利。我单独一人,又是少数民族地区,语言不通,难啊!一次我从伊犁市步行回农场,路经哈萨克居民点,见他们腰挂小刀,真有点吓人。出乎我的意外,他们见我翘起右姆指:“雅尔答西亚克西”(同志你好)。并热情让我进他们的家里,并以酥油茶招待之。后来,我到了农四师公安局,他们不理我,怕麻烦,我又去找伊宁市公安局,等了半天,叫我到收容所去。一个名叫陈站长的负责人查我的火车票,证明我才从嘉峪关内去的,叫我住下等待,吃馒头不付钱。当晚我在地坝上打开我的被盖,睡凉觉,听候处理。直到8月4日下午四时以前,我随同一个广东湛江中学生、一个河南青年(农民)、一个甘肃青年(从工厂跑出来的)工人商量好我们到人民公社去当社员,面包、馒头不少吃,牛羊肉也不成问题,人民币也不成问题……我们住在一起多幸福啊!

六六年八月四日下午四时,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正当我们在聊天之时,突然有两个公安人员推着自行车进到办公室,一会儿“传伍崇高”,这是陈站长的声音,其他几人觉得莫名其妙。我应声到了办公室,陈站长把我介绍给那位公安人员。我突然见到桌上有一张检举材料,我的籍贯,姓名,地主成份,右派份子……我知道了,这是一个臭女人写的材料。我被拘留了,被带到农四师公安局。我第一次进监狱,感到窒息,监房很小,地上尽是些乱麦草,放一马桶,窗小而高,使人难受,有压抑感。关着无人过问我,只有个送馒头开水的人和我打交道。他听我的口音是四川人,问我是哪个地方的,我如实说了。他说他是成都人,之后,每次送馒头开水或菜,要多给一点与我,看来有点“亲不亲,故乡人”之感。我在小监里关了十二天,每天听到嗡嗡的飞机声,想来是乌鲁木齐到伊犁的客机吧!不时听到岗楼上汪汪的军犬声,怕是关在此的犯人逃跑!又随时听到隆隆的炮声,想来是边防军在野习,对付苏修的入侵吧?而我此时想到的是把我送回四川还是让我在哪里就地劳动呢?关在这里好恐怖啊!送回四川将把我怎么处理呢?反正我没有犯什么法,我出走是地方上,也就是我当了右派以后逼着我跑的,请求你们讲人道主义吧!8月16日下午4时,我被带到办公室,一位公安人员提审我,他旁边坐一位武警,我见桌上放了一张盖了几个公章的介绍信,又从口音上听出他是四川人,问了我的政治面貌,何时从家乡跑出来,最后要我在提审材料上签字。第二天早晨,我被五花大绑,带上手铐,离开伊犁。伊犁啊伊犁,祖国西边美丽的城市,我来此住了近一个月,吃了你的馒头、西瓜、苹果和羊肉,住了你的房,看到了哈萨克族同胞们的热情接待,本想趁自已年轻力壮来大显一番身手,为祖国边疆的建设出一点力,而我今天又以一个罪犯之人返回四川了,我何时能把我的心情向伊犁人民倾诉呢?请你们的人民谅解我吧!理解我的心情吧——我这个祖国内地的右派份子。

我在途中恨透了哪个公安人员。一般犯人押走,带上手铐就行了,他还要把我五花大绑,我在乌鲁木齐借押两天,手铐未取,全由同监借押在哪里的一个山东人帮忙解决吃和解便的不便。他是一个从部队转业后参加工作与领导合不来出逃的。到了宝鸡监狱时,哪里的一个武警给我开铐。在路上我本人心情十分痛苦,他还要我交代这交代那个,在二台时我的眼泪不断往下掉,想起来真伤心。到了成都时我的肚子饿得发慌,我提出给我馒头吃,他也不给。我在乌鲁木齐监狱里,可说是人道主义待遇吧!每天送馒头、包子、玉米饭、开水甚至西瓜。

8月4日被拘留,8月26日进洪雅看守所,直到68年8月9日离开,共在小监关了两年零六天。其间仅于66年12月10日被押回公社宣布逮捕,67年3月21日押到县法院审案,68年7月30日在中山堂有成千上万人的大会上宣判出来见了阳光,呼吸新鲜空气外,就关在19号监房。这个监房与岗楼正对,看来上面有意安排好看管我。面积仅4m2左右。有高20cm的木板台,上有一草帘、草席、一被盖,很薄,这就是我睡觉的地方。每日从早6时坐到晚上11时是反省时间,坐在上面,除解便外,不准动,面且头要抬起,平视前方,双手打直,否则就是违反监规。时间久了,皮包骨头,臂部难受极了。水泥地板,冬天早晨地面上能见很厚一层白头霜,其冷程度可想而知,而夏天,只有一扇小而高的铁窗,热得实在闷人。肚子饿得来实在难受,但也没有什么办法。67年二月镇反时,监狱由平时十来号人猛增至150多号人,从他们口中知道社会上很乱(这是一种违犯监规的行为,有点鬼鬼崇崇,怕是武警发觉,如发觉,轻则罚站,重则挨皮带或挨脚头,一脚能把一个犯人踢去几米远)。新来的犯人吃不下饭,这对于我无所谓,他们把剩饭剩菜给我,我也毫不客气地吃下。68年2月开始,无产阶级专级更为猛烈,我每天听到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打倒李廖死党,打倒杨家权,李兴才,王一民,不知是怎么回事。我盼的是哪一天能放我出去,哪怕是判刑劳改,也自由,日光、空气、水,不会成为有限制的给予。

开初,我认为县公安局把我抓回,最多关我两个月就会放我回家。反正,帽子是有的,再处理也是如此。殊不知,还有大祸在后头。前几次所长提审我,要我交代去新疆的目的是什么,我说是罗怀勋表兄来信叫我去的,他给我的信件已被那个带我回四川的公安人员在路上给我搜去为证。我在农村,由于戴上右派帽子,实在受不了哪种日子,请你们理解我的处境,是逼迫去的。我到伊犁并没有干过什么坏事,而且是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我亲自去找农四师公安局和伊宁市公安局,请他们处理……。所长审理,得不到什么,唯一的把柄是一张假通行证,另外就是他手中握的一大堆别人的“检举材料”,有攻击三面红旗的,对现实不满的,不认罪的,假通行证没有造成什么后果,也判不了刑,这是你们逼迫造成的。他说:“你下去好好反省”。再次提审我,我又补充说:“我是去找职业,找职业不犯法,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我又没有出国,你们没有在边防线上抓着我……,所长又要我反省,并从阶级根源找原因,指定范围,到新疆去干什么?不谈工作,只谈其它。这样翻来复去,复去翻来,我还是认为公安局在考验我,要讲实事求是嘛,我不能违心乱说啊!到了第八次,所长明确指出:“如果你是贫下中农,我们不会来抓,我们不但不抓,还要把户口迁移给你办来。你知道你是右派份子,不是到伊犁,就是到了甘肃兰州,也得以叛国投敌罪论处”。哪个公安人员补充说:“你不朝外国跑,我去抓去干吗?找工作,洪雅没有工作?到处都有工作!”最后所长进一步明确指出:“如果你不承认你是要到苏联,到了时候,捆出去宣判,该判十年,判你二十年,甚至推你出去枪毙,不然关你三年,关死你在监狱。你还在侥幸!”。最后几次提审是在农历冬月晚上一点至二点进行,从“床上”被叫去,坐在审讯室的石凳上,冷得直打哆嗦,我明白了他们是在搞逼供信,他们又把58年那一套搬出来,他们用软刀子杀人。承认朝苏联跑呢?没有什么具体事实,不承认呢!又过不了他的关。公安局最狡猾的一手还是我到伊犁后亲自到农四师公安局和伊宁市公安局的实际情况只字不提,罗怀勋给我的信件也只字不提,他们调查的是什么案子啊!我在农村惨遭迫害,死里逃生,他们视而见,听而不闻,他们也是有娘老子的,为啥不给受害者多少想一想,给一点宽松余地呢?你们奉命整人为啥那么坚决,那么卖力呢?你们哪里是在尊重客观事实呢?你们的良知在哪里啊!“笼子里的鸟,缸子里的鱼”,只有任人摆布了。不承认,他们肯定不会轻易放过我,在监狱里很有可能被折磨致死。(我到五马坪后亲见有人在监狱折磨致残的、致死的,也有疯了的)。或从重处理,挨得更惨。承认了,判了刑,到了劳改队日子还要好过一些。第九次提审时,我就按照他们事先准备好了的圈套,乱说一遍,叛国投敌,投靠苏修……。67年3月21日县法院正式审理此案,我提出尽快处理,但迟迟不宣布,人在监狱受折磨。继后一武警告诉我,放我回去不放我回去还没决定。又听所长说可能判我叁年农村管制。我天天等,天天盼,监狱里的日子难过啊!而那“闹山雀”广播站每天三次真是燥人(指“敖霜雪”,一造反派组织,我出狱后才得知)。68年7月30日,全县开万人大会,从上午9时把犯人用绳五花大绑,在隔会场一墙的公安局场坝埋头站着,共九人,我是第一个,胸前掛一黑牌:叛国投敌集团首犯伍崇高。我的名字还用X勾去。今天是否要枪毙我?当日阳光暴晒,从早晨九时到下午四时,我身着的劳改服全由汗水浸透,从高音喇叭里刺耳的声音传出:“打倒叛国投敌集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场上隔我一米处群众拥挤,看热闹,手持冲锋枪的公安人员以及袖上戴有“群专”字样的人,用枪托把他们拦住,维持秩序,这种场面使我回想起58年2月,在洪雅剧场演的那幕戏差不多,不同的是这次是五花大绑,用枪押着,实质上是在搞冤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块干净的土地上留下可耻的记录。如果当时有录音的话,现在请同志们听了真叫人胆寒,“叛国投敌”!我煎熬着烈日暴晒的痛苦,忍受着绳捆了柒个小时的苦痛,我哭,还是笑?正要宣判之时,我对面一群众说他(指我)还在笑。的确我有笑的表露,我不是欢乐而笑,我是在冷笑,嘲笑,“你们残踏国法,法西斯专政,你们有什么根据定我是‘叛国投敌’?总有一天中国会有一个包清天站出来说话。”会议达到高潮时,一个军代表以洪雅县公检法军管会名义把我以“叛国投敌集团首犯罪”判刑拾年。到了下午四时押进监房,躺在铺上十分疲乏,只想喝水,我这个57年的高中毕业生当了右派到了如此地步,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有这种事情出现?在全国不知有多少人有我这样的下场?

我在监狱里差点疯了。神精失常,来自思想、政治、生活和环境各方压力不说,在我后面还关了一个疯子。此人十七八岁,放风时我见他是个小青年,人才标准,个子不大,管理员呼他是“42号”,67年3月抓进去关起,到了68年3月,他受不了各方面的压力,开始是在监房自唱语录歌,后来不仅唱,还在监房打、闹,甚至把屎尿拉在睡铺上,衣服裤子全部撕坏。所长几次叫其他犯人为他换裤子、衣服、倒马桶,他也不理,有武警见此,用木棍打得他惊叫魂。片刻,又继续下去,到后来干脆绝食。有心肠好的武警不打他,干脆把他放出来,在石板地上任他尽情跳、唱,待他不再这样时,才放他进去。他边跳舞、边唱:“十八岁的哥哥坐在水边上……”、“我们青年人,好象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尽情地跳,尽快地唱,我从小窗口探见他一层皮包骨头、清脸、光屁股、赤脚,他已不知羞耻,不吃东西,他犯了什么法我也不清楚,直到我离监时他还未放走。他在我的后面,我深受其害,本来我也无力抵抗来自各方的压力,他这样白日闹、黑夜闹,闹得我不安宁,我的神精开始晃忽,几乎崩溃,不能自控,幸好不久他被调到隔我较远的监房,这样晚上我能安眠几个小时,神精得到休息,开始好转,直到我落实政策后多年,这种后遗症或多或少都还有点。
发表于: 2009-10-18 00:03:27 | 显示全部楼层

我斜对角一新犯,头上无发,二十几岁,在监房站起来走动几步,被一武警发现,教训他违犯监规,他不服:“我的屁股坐痛了站起来走动几步,我没有违犯监规,没有乱说乱动,我没有逃跑……我是贫下中农。”那个武警恶恨恨的说:贫下中农也得遵守监规,让你看看我的厉害!并立即拿来麻绳,吊他在挑梁上,咳哟……咳哟直叫,我亲眼见。此武警的确心毒手狠,上面那个“42号”被他打得死去活来,对我教训很大,我得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因为我是头上有几项帽子的“叛国投敌份子”,政治犯。无论他是突然袭击从正面而来,或是轻脚细步从左右两边鬼鬼崇崇而来抓我的把炳,或站或立皆属犯了监规,就要挨他手中的一木棍,我的经验是:一是听他的脚步声,二是见外面的人影,就知道他来了,赶快坐正,脸朝正面,两手放直,一副规矩相。尽管如此,他还是借故用木棍把我的手背,至今我右手中指骨仍留有异形残疾。可恨的还有一个“三角眼”的武警(我本人给他取的卓号)。67年除夕下午2时,我坐得十分疲倦,我抬头向岗楼望了一下,人未走动,因我与岗楼正对,楼上“三角眼”见我头动,立即从楼上下来,打开监门叫我出去,拍拍扇我两耳光,并训斥:“你是否趁过年之际逃跑?你们几个……,这里……?”我目瞪口果,不知怎么对答才好。我站好,直腰,双手紧贴裤,埋头,以示认罪。“好汉不吃眼前亏”,“羊落虎口”……,辨也辨不清啊!然后把我叫进监房,呯的一声关上牢门。我从门上小口看见影子,得知他在旁窥我的动静。我“呸、呸!”两声,吐了口水,以示抗议,这是一种表达心灵的最妙方法。

俗话说:“不是胜利的凯旋门,而是死亡的黑地狱。”至于那两个打人成性的武警,在我看来,没有学过历史,不懂政治,更无修养,只是爱他们的林副统师爱得着了迷,无限忠于到了极点。那个所长,我不恨他。他关我、管我、提审我,给我定“叛国投敌罪”,我认为不是以他个人的意志而行,他是服从上面的领导,他不这样,他的饭碗也得当心啊!但他在监所有权,不有意给我麻烦,借故整我、打我,看来他还有一颗善良的心。68年由于我久关小监房,时时头昏、头痛,我也知道是营养不良和其它原因所致,决非吃药能治好,但他还能请医生给我治病,有一次他亲自送药给我吃,这是我难忘的,我认定他是一个好人。
发表于: 2009-10-18 00:04:13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个自由摄影的经历之(七)
初到劳改场的日子



一九六八年八月九日离开关了我两年多的监所,背着被盖,被押到洪雅阳坪农场。场部指导员收下档案向我们交待:刑期是活的,表现好可减刑,反之,要加刑。然后去吃饭,每人四两饭,藤藤菜一大盆,饱餐一吨。

路过走廊,墙上贴有一张洪雅县公检法军管组的布告,头一个人就是我,半身头像,“叛国投敌集团首犯伍崇高”,走道上一个判20年刑的犯人知道我是佈告上的那个人,翅起大姆指表示:“了不起”。看来他有点佩服我。

我先编在一队一组,多数是历史反革命——国民党军政人员。他们对我好像是老同学似的,在他们中间又增加了一个伙伴。每天同他们一起劳动,晚上一起学习。此时的我,似从笼子里放出的鸟,虽不能海阔天空自由飞翔,在树林里跳跃总比在笼子里关着自由得多。

国民党的师长、旅长、团长、营长,他们有的到过加尔各答,有的到过缅甸,肮日战争时期的远征军,打过日军。他们在印度、缅甸的森林里吃了不少苦,坐下休息时,发现坐在巨蟒身上。有的对我说,你刚到劳改场,不知情况复杂,少说点。说句公道话,他们的素质较高,个个能说会道,而且对人也客气。

本组的组长叫曹辛伯。一天母亲来看我,他引我母亲到队部。此人在苏联出身,父华工,母苏联人。反右时是西南田径队教练,曾参加全国第一届运动会,鸣放时划为右派。在沙坪劳教时几乎饿死,逼迫逃出来,在中尼(泊尔)边境抓回,以叛国投敌罪判刑拾伍年。另一个西南建筑工程学院的学生和他一样,划为右派后在沙坪逃出,同样判刑拾伍年。他们对我说,重庆成都的右派在峨边沙坪劳教饿死的不少。在小溪里的青蛙等都逮来吃光,不跑要饿死在那里,死里逃生啊!

曹讲他年轻时是排球运动员,又会蛙泳……我讲我读高中时曾当过班上的篮球队长,也是一个篮球爱好者,球迷。曾是全校越野赛跑第一名。姓马的是东北人,五六年从建筑学院毕业后就划为右派。我们三人同病相连,产生共鸣。我们过于老实,当了右派,又被迫出走,死里逃生。虽是长刑犯人,但我们对于前途还是抱有希望。曹对我不错,我刚到阳坪肚子饿,他还将别人给他的红苕给我吃。69年元月5日,我们分手,75年夏天我在五马坪场部遇见他时,那时他已满刑,他同他已离婚多年的妻子(成都市某中学的生物教师)还有一个儿子,背着半导体收音机在转公路,我们互相打招呼,看来右派份子也有悲欢离合!

76年夏天我在出监队遇到马某,此时他已满刑,是就业人员(每月有工资)。当时场部重建监狱,设计图纸由他主办,他把图纸给我看,如何尽量把监房设计得好点,采光、通风、空度……等,尽量为犯人着想。我想他也曾是犯人,坐过牢房体会到坐牢的嗞味。我想,右派份子有颗善良的心!此时的我在石工组打石头,和他见面的机会多。我们心照不宣,认为我们犯了什么罪啊!有头脑的老伯姓任为右派是“英雄”……。后我打听到他的姊,一个日语翻译,花了不少精力把他弄回东北了。

不久我调二组,组长姓蔡,五通桥人,此人为人正直,干活卖力,文化水平不高。每晚要我在小组会上读报,并称赞我有政治敏感。他给我特别深的印象是,组长权力大,不论轻活、重活,他叫你干啥,你必须服从。而有的犯人想干轻松活,收买他,他一律拒绝,也从不刁难别人,而且他带头干重活。在我一生中遇见像他这样正值的人有多少?一个有价值的人!

由于阳坪农场由驻军接管,69年元月5日,几百名犯人由二辆卡车夹一军车,送到木川五马坪,一去又是捌年。

车过犍为天已黑,到场部立即分下队。几佰名犯人集中于场部大坝,因无电灯,你撞我,我碰你,碰到持枪武警挨一枪托。是夜小雨加雪,路泥泞,二十多名分到十二队的犯人,挑着行李,沿着崎岖小道,在数名老犯打着火把照明下,时亮时暗,到十二队时已半夜过。当晚接待我们的是一大盆白菜稀饭(每桌),饱餐一吨。第二天干部宣布休息——洗衣服、被子。

我分到茶田二组,搞茶叶生产。深耕、中耕、开沟压肥,采茶、打农药……。

以上工种看似简单,要完成任务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如深耕,每天每人至少挖地七分,采茶每天每人二十斤以上。砍荒烧灰,每二人一组,用砍刀把野树野草砍下,堆成一堆,再用火点燃烧成灰,至少三挑以上。特别是下雨天砍马尔杆(一种一米五以上的物种),每人每天300斤,要用称称。天哪,人到工地要爬上山再转几个弯,肚子又饿,其艰辛程度是常人难已体会的。山上冬天常下雨,每人必备一双半统膠鞋,出工前往鞋里塞上稻草,回来后鞋里的水气十足,只是冒汽,这样不得风湿往那里跑?现在我每年都要请洪雅的名医赵老师和雅安的名医金医生,前者医治内部显热,后者医治皮肤病。

三月二十一日还干了一件蠢事。我队栽红苕,不好的红苕倒在地上,我将稍好的捡来削皮生吃,以填饱肚子,第二天又吐又痾,挑着粪脚在打抖,恨自己不该吃烂苕,也怪自己的肚子饿得来不听话。几天之后身体才好转。不久“九大”召开,每晚学习那个“林付统帅”的政治报告,国际的、国内的、历史的、现实的,人人发言,人人过关。有一个华西医大的大学教授(也是犯人)听了我的发言后,对我说:“你好会说啊!”。劳改队里的阶级斗争,犯人整犯人的情况,在此就不多说了。

秋天修战备监狱。据说是林彪指示干的,如果苏修打来,犯人关在石牢里跑不了。全队主要劳动力分成打石、抬石,安砌工数组。我分在抬工六组,每组八人,将条石从山下抬到山上,约四里,徒坡路。我的体力不如别人,开始我和一个姓万的同一杠,他在后,我在前,双脚蹲下,穿好杠子,趁我还未起身,他先将杠子一抬,我受不了。另一次他在后将杠多抬10公分,相应我就多用力气,抬着条石打嗆嗆。后我又换去抬二头杠,此位置能手扶头杠,路子宽,安全好走,但转回去又要拿一根八尺长的大木(长园木)。时值冬天,多数时间下雨下雪,道路泥泞,早上有水霜,鞋套上钢脚马(这样鞋不滑),每天定有任务。每天一斤二两大米,再加一斤红苕。从早到晚,有时天黑才收工,到了晚上,睡在床上像得了瘫病,不能动弹。我队一个姓方的乐山人,学生出身,编在抬工组里,流着眼泪也抬不起走。贾管理员见此状,将他调出由四人编一小组,抬不合格的小石,也不定任务。贾管理说:“伍崇高是学生出身,经过农村锻炼,经得起拖。”吃了不少苦头,我还是把抬石任务完成了,犯人评价我经得起“整”(能吃苦,耐劳)。

这个全用条石砌的牢房,我一直住到七五年三月,调到十三中队。还好,石砌牢房热天凉爽,冷天烧煤取暖热和(只把钢条门窗打开)。如果不是备战,我们不能住上这样的石房,这也是我们在家享受不到的。认为我们修房出了力,69年除夕,主管修建的贾管理员给修建人员会餐,每人一个用红苕和玉米面做的拳头大的粑,另加一份炒的南瓜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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